只是没想到，不仅我的心脏为他派上了用场，连大脑也可以帮上他的忙。

时岸研究的方向是脑癌治疗。
我去世时已经是脑癌晚期，病灶很完整，

为他的研究增添了很多助力。
实验室里，他将我的头骨摆正，一点点割开颅骨，取出大脑。

研究完，又小心地将大脑放了回去。
直到记录完数据，时岸也没有再看一眼我的那半张脸。

他只沉默着脱下手套，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
我飘在他身后，

看见外面的每一个研究员都在向他打招呼。
“时主任好！”“时主任！”那些年轻的面孔，

看向他的眼神中满是憧憬。
“听说今天送过来一个新鲜的脑瘤样本，

估计主任的进度又要加快了……”“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男人，能力强，长的又帅！

”“等时主任的研究出来成果，估计扑上来的女生又要增多了……”两个研究员揶揄地偷笑。

然而一谈到时岸的情感八卦，

就不免又提到我这位前妻：“只有“那个谁”——恐怕是真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可不是嘛！背信弃义恩将仇报，她活该！”“幸好那毒妇提前跑了！不然等成果一出来，

不仅是名声，还有源源不断的财富呢！可不能便宜了她……”我听过许多更粗鲁的挖苦。

比起那些，研究员们的取笑倒显得很“礼貌”了。
可时岸的脸色竟有些难看，

显然是第一次听见这类话。
他想说些什么，却被急匆匆赶来的助手打断：“主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