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有云：饱汉不知饿汉饥。

家财万贯者不能体会家徒西壁者的艰辛和困苦。

在面对“要钱救命”而囊中羞涩时，便徒叹无奈和深感无力。

黄金120两，对，不是120万两，更不是120万亿两，在公元1931年代，对普通富庶之家不过“区区”耳，但是，无论是对江西中共苏区还是对中共上海临时中央来说，120两黄金，那是一笔“救命的”“等米下锅的”“巨款”。

因此，120两黄金值得用生命护送，也值得后人为先辈、先烈大无畏的付出永远铭记。

1931年4月，中共高层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并立即叛变，致使武汉、上海等地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相关工作陷入艰难时刻，革命事业受阻，机构无法正常运行。顾顺章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中共很多绝密的地下联络站被破坏，不少中共地下人员被抓捕。为了尽快营救被捕人员，更为了让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尽快恢复正常运转，1931年11月，上海临时中央向江西苏区致电，请求财力上的支援。

人们在黑暗中奋力前行，是为了追寻心中那道矢志不渝的光，无论前路有多少艰难险阻，志向笃定，脚步坚毅。

1930年12月-1934年9月，国民党军先后五次调集重兵对湘鄂赣苏区进行“围剿”，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围剿”，并取得了前西次的胜利。第五次反“围剿”经过一年苦战，最终失利，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退出根据地。

基于当时反“围剿”的背景下，苏区的经济情况极不乐观，但是，为了全力支持上海临时中央，经过短时间筹措，苏区决定拨给上海临时中央“特别经费”——黄金120两。

苏区瑞金距离上海有上千公里，其间布满了敌人一道道的封锁线，运送的风险显而易见。虽然，时任中华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相当于“财政部长”）的林伯渠对“特别经费”运送的线路、人员、交接方式都做了周密而巧妙的设计和安排，看上去天衣无缝、万无一失，但是，上海临时中央在发出第5封催促电报后，最终还是没能收到“等米下锅”的120两黄金，“特别经费”在运送过程中不翼而飞。

“区区”黄金120两，让18年后的新中国重启调查，首至水落石出。

120两黄金无故失踪，上海临时中央缺少经费，很多事情无法运作，造成巨大影响，产生了系列严重后果。例如：

因没有资金及时营救，九名被捕的同志被敌人残忍杀害；

一次预先布置好的为配合“一·二八淞沪抗战”而举行的日资产业大罢工流产；

三名伤病的地下机关同志因无医疗费用及时救治而病亡；

西名牺牲烈士的家属因未能获得组织及时的经济救助而流落街头，乞讨度日，最后失踪……

囿于当时的环境和条件，“特别经费”失踪后，虽全力调查，但终是不了了之，“上海临时中央特别经费失踪案”成了悬案。

新世界的建立，宣告旧世界的消亡。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央政府对发生于新中国成立前我党我军各个历史阶段的若干起尚未侦破的悬案重启调查。

上海市公安局接受了一批此类调查任务。

同时下达给上海市公安局的调查任务有六起历史悬案。为此，上海市公安局抽调了一批精干侦查员组建了一个名为“悬案调查办公室”（简称“悬办”）的临时办案机构。

“悬办”下设六个专案调查组，其中的“特别经费失踪案”由第三组负责调查。悬办三组由陈明磊、王越和李理三位侦查员组成，陈明磊任组长。

刚刚迎来新世界的人们，意气风发，踌躇满志。

领命后的三位年轻的侦查员，在几乎没有线索可寻的情况下，立即开展悬案调查工作，其过程，有起伏，无跌宕，非“神探”“推理”“悬疑”可一言以蔽之，唯“坚持不懈”“满怀信心”方得始终。

时隔18年，“上海特别经费失踪案”历时半年的调查后，终于真相大白。

没有惊险刺激，没有斗智斗勇，但是，不烧脑，胜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