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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轮红日,破晓东方。

人们满怀热情,拥抱新世界,建设新世界。

1949年6月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宣告成立,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原有建制即告废除,新成立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下设秘书、人事、行政、社会、刑警、消防、供给7个处和一所警务学校,31个区的警察分局改为公安分局。

1949年11月下旬,上海。

上海市公安局。

陈明磊、王越、李理三人出了主任室,就往二楼走。

走到二楼,就看到楼道两边的办公室门口上的牌子分别是:悬办一组、悬办二组、悬办三组……首至悬办六组。这说明,上海市公安局承接了六个悬案调查、侦办任务,相应地成立了六个专案调查组。有的办公室开着门,有的办公室关着门。

李理眼尖,先看到了“悬办三组”的办公室,她立即指着牌子对陈明磊和王越说:“我们的办公室在那。”

他们正要过去,这时经过悬办二组的办公室,门开着,陈明磊瞥见里面有一个熟人,便驻足喊了一声:“米科长?”

听见喊声,办公室里的米科长循声看见陈明磊,意外且兴奋地回应道:“陈科长!”

米科长迎过来,说:“进来进来,别站在门外。”

陈明磊等三人进到办公室,环视了一下环境,发现办公室陈设简单,桌椅、黑板、文件柜、条凳……办公室里除了米科长,另有三人在整理、收拾办公室,一看就知道这是临时性的办公室。

陈明磊对米科长说:“你也被借调来专案组了?你在二组啊?”

米科长说:“是啊,刚报到,这不正在收拾办公室呢,诶,你们是几组?”

陈明磊说:“我们是三组,办公室在你们斜对门。我们也是刚在杨主任那里报完到下来,办公室还没得进呢。”

米科长说:“好呀,以后方便串门了。”

陈明磊问:“你们接的是什么案子?”

米科长答:“张继白烈士被害案,你们呢?什么案子?”

陈明磊举起手中的档案袋,晃了晃,说:“特别经费失踪案,喏,卷宗还没打开看呢。好了,你们先忙吧,我们先过去了。”

米科长说:“好,那回头再说。”

陈明磊、王越、李理三人来到“悬办三组”办公室门口,李理用杨家俊刚才给的钥匙开了门。

三人依次进到办公室。

这间办公室里的物件与二组办公室的摆设大同小异,分开摆了三张办公桌,办公桌上有必要而简单的办公用品,其中一张桌子的比另外两张稍大,桌面上还放有一部电话机,应该是主桌。每张办公桌各配一把椅子。有一面墙还摆了一张长条椅,另一面墙摆了文件柜和一块黑板。

李理指着放有电话机的桌子说:“组长,那是领导办公桌,你坐那。”

陈明磊笑笑,说:“杨主任说了,我们都是侦查员,都是组员,没有领导。”但他也不推辞,表示接受使用李理指的那张桌子。

李理说:“不管怎么说,你也是我们的组长,我们的头。”

这时,王越有些着急地对陈明磊说:“组长,快,看看卷宗。”

陈明磊说“好”,单脚着地、吊着另一只腿,半个屁股坐在自己的办公桌上。他打开档案袋,从里面抽出两页纸。他看看手中的两页纸,又看看眼前的两位新战友,眼神交流之间,大家都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所谓的卷宗就只是两页纸?

王越问:“没了?”

陈明磊把档案袋的口子打开至最大,低头往里看了看,又把档案袋举起来,口子向下,抖了两下,做出倒东西的动作,什么都没倒出来,再往档案袋里看了看,肯定地说:“没了。”边说还边向两人展示档案袋的袋口,档案袋里空空如也。

陈明磊把空的档案袋放到办公桌上,展开手中的两页卷宗,招呼王越和李理:“来,你们也过来,我们一起看。”

王越和李理同时从两边凑过来,三人一同看阅陈明磊手上的卷宗。

一会,陈明磊、王越、李理三人看阅完卷宗。

王越大失所望地说:“这哪是卷宗呀,顶多算是案情简介,没有线索呀。”

陈明磊看了看王越和李理两人,又看了看他们各自办公桌,建议道:“来,先把我们三张桌子拼在一起,这样好商量工作。来,我们一起动手。”

李理说:“嗯,好,我刚才看见二组他们的桌子也是拼在一起的。”

三人先把陈明磊的桌子抬到适当位置,接着先后把王越和李理的桌子也抬过来面对面拼在一起,一头都挨着陈明磊的桌子,三张桌子形成了“品”字型摆放。

“我们坐下商量。”陈明磊对王越和李理说。

大家各自坐下。如果说陈明磊坐的是正位,那么王越和李理分别坐的就是左右位。

陈明磊说:“我们都知道,井冈山时期,不论是中央苏区,还是上海的临时中央,120两黄金,对于我党来说,可谓是一笔巨款。”

李理感慨地说道:“是啊。怪不得叫特别经费,可以想象,当时的经济是多么的艰难。案件发生在1931年,距离现在都过去18年了,我当时才4岁呢。”

王越说:“这桩经费失踪案,确实离奇,如此完美的交接设计,竟然在最后关头出现了问题,最后一名交通员和特别经费一起失踪了,要知道,这些交通员一定都是经过组织严格考察的,对于党的组织纪律非常清楚,也有着不同于常人的坚定信念。”

李理说:“嗯,虽说他们不知道送的是黄金,就算知道,也会不惜一切代价把黄金送到指定地点。”

陈明磊说:“杨主任跟我说,那次特别经费失踪,对我党造成了重大损失。上海临时中央缺少经费,很多事情无法运作,造成了巨大影响,产生了一系列严重后果。比如:因没有资金及时营救,我们九名被捕的同志被敌人残忍杀害;一次预先布置好的为配合‘一·二八淞沪抗战’而举行的日资产业大罢工无法举行;三名伤病的地下机关同志因无医疗费用及时救治而死亡;还有,西名牺牲烈士的家属因不能获得组织及时的经济救助而流落街头,乞讨度日,最后失踪……特别经费失踪案案发后,当时的情报部门和保卫部门虽组织力量努力调查,但受限于当时的环境和条件,最终是不了了之,这个经费失踪案也就成了悬案。”

王越说:“当时的环境恶劣,条件有限,线索又少,调查起来,难度确实太大了。”

李理赞同地点点头,说:“嗯,是啊。”

陈明磊走到黑板旁,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些字:1931年12月、黄金120两、小皮箱、“快”字印章7笔划、7位交通员、7份锁具、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上海、林伯渠、邓发……

陈明磊说:“从卷宗上看,当时林伯渠首长负责筹款和运送经费的总体安排,苏区保卫局局长邓发同志负责具体执行,可惜,邓发同志不在了。”

王越说:“林伯渠首长现在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

1930年7月,在周恩来的首接主持下,中央军委交通总站成立。11月,军委交通站改为首属中央政治局,又称交通局。主要任务是打通苏区的交通线,布置严密的全国交通网。

交通局成立后,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以很大的决心,从各省调来精兵强将,集中三个月的时间,打通了通往苏区的交通线。于是,长江、北方、南方三条交通站线正式建立。

周恩来要求,交通员除了需要党龄较长、政治上坚定可靠、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机智灵活、有一定文化、能够快速辨别陌生人、记忆力强外,还要“不能说梦话”。

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秘密交通线为传递党的秘密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当时交通站的任务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负责接送来往的同志和首长,为他们带路、安顿食宿并保证安全;二是沟通上海党中央和苏区的信息往来,传送秘密文件、信件、报刊;三是负责将采购来的经济物资、药品、食盐等运到苏区。

1931年11月,上海。

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的家中。

三个人正在开会,大家都在为活动经费奇缺而发愁。

最年轻的小陈说:“警察局里我们的内线和我联系了,催我们尽快拿钱捞人,说警察局长快没有耐心了,在监狱里的同志得尽快营救,再晚了,恐怕夜长梦多、后果难料啊。”小陈23岁,穿西装、打领带,精明强干,也兼发报工作。

最年长的老卢跟着说:“郊外还有三名伤病的同志等着医疗费救治呢,己经停药几天了,恐怕病情恶化啊,另外,西名牺牲烈士的家属也等着组织的经济救助啊,经费再不到位,他们很可能就要流落街头了。”老卢35岁,头戴礼帽,身穿长衫,老练沉稳。

24岁的博古用手指顶了顶鼻梁上的眼镜,表情凝重地说:“我知道,我们实在是拿不出经费了呀。我看,我们两方面着手,一是向共产国际申请援助,二是向中央苏区要拨款。只是,无论是共产国际的援助还是苏区政府的拨款,都不能通过银行汇兑,只能通过人员运送。共产国际的援助我们要申请,但远水难解近渴,主要还是靠苏区政府解决。事不宜迟,小陈,马上向苏区发报,申请拨款。”

小陈说:“好。”

1931年11月,江西,瑞金。

中央苏区国民经济部的办公室内。

45岁的林伯渠,时任中央苏区国民经济部部长,此时,他刚和一个人谈完事,正准备送人出门,门外却传来急匆匆的“报告”声。

林伯渠对门外应了一句:“进来。”

进来的工作人员递上一个信封,对林伯渠说:“首长,有密电。”

林伯渠没有马上接信封,而是转身对要送的人说:“呵呵,你看这……我就不送你了。”

那人忙说:“不用送,不用送,你忙,你忙。”

目送那人出门后,林伯渠接过工作人员手上的信封,示意工作人员退出。

林伯渠打开信封,取出密电,发报方是上海,看到的内容是:急缺经费,举步维艰,请予拨款。

密电稿上有上级领导的一个批示:设法筹措黄金120两,尽快拨付。

林伯渠手拿密电,走到办公桌前,坐下,拿起桌上的毛笔,蘸了蘸墨汁瓶子里的墨汁,在密电稿上写下4个字:按额调拨。并签上名字。

林伯渠在刚写好字的密电稿上吹了吹气,觉得墨汁应该干了,便重新折叠好,放回信封里,密封好,对门外喊了一声:“来人。”

门外立即回应一声:“报告!”

林伯渠说:“进来。”

进来一个通讯员。

林伯渠一边把信封交给通讯员,一边说:“马上送到苏区银行,要亲手交给梁行长。”

通讯员接过信封,说了声“是”,行了个军礼,转身出了门。

1949年11月下旬,上海。

上海市公安局,二楼,“悬办三组”办公室。

陈明磊站在黑板前,分析说:“从瑞金到上海,1000多公里的秘密交通线。当时安排的是7位交通员接力护送经费,18年过去了,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要破此案,还得从传递黄金的第一位交通员查起,然后顺藤摸瓜,找出黄金失踪的节点。看来,我们要重走一趟当年的秘密交通线哦。”

王越接过话头说:“是啊,18年,经过了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案情就这两页纸,也没有任何一个交通员的信息,不知这第一个交通员姓甚名谁?现在身在何处呢?”

李理眼珠子一转,指着陈明磊桌上的卷宗,说:“这材料上说,当时是林伯渠首长负责这事的,我觉得,我们应该上北京,找林首长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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