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我从辽宁一所专科学校毕业后，直接分配到了北京。在三元桥旁边的一家外资连锁酒店，当上了门童兼泊车小弟。

前三个月是实习期，酒店提供工服和宿舍。有员工食堂。每天工作八小时。早班是七点到下午两点，中班两点到晚上九点，晚班九点到第二天早上七点。

刚来的时候，正好赶上奥运会，酒店里天天满员，我稀里糊涂地接受过培训，就上岗了。每天帮客人拉门，小跑着帮客人取车，点头哈腰的工夫里，挣了不少小费，其中还有美元欧元。我从小在丹东旁边的镇上长大，爸妈是普通工人，都没见过什么世面。我们那儿唯一的西餐厅，老板是新疆人，意大利面做得和拉条子一样。猛地到了这么大的北京，感觉视力都下降了，看什么都有点儿散光。

工作三个月后，我转了正。工资3000多，夜班有加班费。住在酒店提供的宿舍里，八人间，上下铺，和我之前在大学时的宿舍差不多。当时，我自我感觉挺好的，我爸妈的感觉比我还好。我妈知道我顺利转正以后，在电话里激动地嚷嚷：“哎妈，我儿子老出息了。北京那么大，你能有张床睡，不得了。”

从那之后，我当了整整四年的门童。中间加过两次薪，升了一次职，升成了门童领班。

但我也从最开始的兴奋劲儿里回过神来了。刚来的时候给自己打的鸡血，渐渐随着小便排出了体外。

工作辛苦是理所应当的，但让我糟心的是住宿环境实在恶劣。我们那个员工宿舍，设在地下二层，紧挨着停车场，冬天风一刮起来，四周一片鬼哭狼嚎。夏天闷得像蒸笼，空调装是装了，但只通风不制冷。八个小伙子，每天累得像狗一样，回来也就只为睡个觉，没精力也没心情收拾。

所以，我们把宿舍住成了细菌培养皿。头油卷着脚气，百年不晒的被子里裹着体臭，桌子上的泡面吃完了永远没人扔，直接往里弹烟灰，烟灰烧着了就倒啤酒，一个泡面盒从中间切开，就是个三层的提拉米苏——里面什么都有。

每个月的工资，攒下来一些，再加上吃点儿喝点儿，买包烟，日子过得很紧张。有时候刚在楼上领了工资，3000多块钱，美滋滋下楼往宿舍走，琢磨着晚上点俩腰子再加瓶啤酒。但一抬头，总是先看到宿舍旁停着的豪车，奔驰或是宾利什么的。摸摸兜，再摸摸那些车，总感觉兜漏了，漏了个大洞，爱与和平之类的想法，都从这个洞里漏走了。

我的师傅是个北京人，姓王，我们后来都管他叫王牛郎。

王牛郎家住南城，中学辍学，爹妈都懒得管，自己在街面上混了好多年，最后来酒店当了门童。我刚来的时候，他是带我的师傅。刚来的门童，基本上排的都是夜班，因为实习期不用给加班费。王牛郎那时候因为和客人有一点儿纠纷，被投诉了，所以也被罚了一个月夜班。

我俩开始守夜班的时候，已经是秋末冬初了。夜晚的北京，没了白天的人气，还是挺冷的。我们酒店很没有人性地规定，门童必须在门外值岗，不能进大厅。

有一天夜班，我俩在门外冻得哆哆嗦嗦的，我向王牛郎抱怨工资不够花，王牛郎无私地向我传授了要小费的秘诀。

“你得把自己当成一要饭的。”

“啊？”

“要小费就是要饭，人给你的都是零钱嘛。你观察街上要饭的，为什么有的要饭的能要到钱，有的要不着？”

“因为不够可怜？”

“错！都要饭了，比可怜谁他妈不可怜啊。就像咱俩，冻得跟孙子似的，戳这儿，随时准备给人开门儿。这大半夜的，街面上除了野狗就是野鸡，哪儿有正经人，但咱还是得这么熬着，可怜不可怜？”

“可怜。”我都快哭了。

“光可怜，你照样要不着钱。想要小费，你得恐吓客人。”

“啊？”我又愣了。

“你看，咱们这酒店，一晚上2000起，这帮人，眼儿都不眨地住进来了，还住得倍儿美，倍儿坦然，大床上一躺，感觉自己人上人了。那为什么进这门儿的时候，连十块钱小费都不愿意给？因为他们觉得没必要，丫没觉得咱们是人，装没看见咱们。就像那些要饭的，你要你的饭，我走我的路，两不相干，这种情况，让人给你钱？人掏兜儿都嫌麻烦。”

“那怎么办？”我痴痴地问。

“你得让他看见咱们，还是拿要饭的举例子：你想装没看见，接着往前走，架不住我上赶着抱你大腿啊。”

“……那我也得抱客人大腿？”

王牛郎翻了个白眼，“你这孩子，长颗头就是为了显高啊？举一反三。咱干吗的？咱是门童，咱负责开车门，拿行李，帮客人泊车。咱服务是隐形的。开车门的时候，你能跟客人说上话；拿行李的时候，你能给客人帮上忙；泊车取车的时候，你简直跟他们都快成一家人了，多少男的把车当媳妇儿供着啊，人媳妇儿都交给你了。这你还能要不着钱？”

“可有的时候，我给客人开车门，客人都不看我。想拿行李吧，客人说不用麻烦你了。把客人车开回来的时候，别说要小费了，有的客人，我车还没停稳呢，他就冲上来开走了，连声谢谢都没有。”

“所以我说，你得恐吓客人。客人不看你，你看他呀。你就觍着脸直视他，你脸上可以笑，但你眼睛得说：‘孙贼，是你爷爷我，给你开的车门哟。’客人不让你拿行李，说不麻烦你了，你该拿拿，麻烦啥呀？老子收费的。平时找小姐，小姐自己都脱光了迎着你上来，你丫会说不麻烦你了吗？车取回来了着急走的，那就是不想给你钱，你干吗让他上车？你得先把他困车门口，你给他介绍一下：‘先生，车的暖风我已经帮您打开了，您下车前收听的音乐我已经帮您继续播放了。车窗现在开了一个小缝，有助于空气流通。祝您一路平安。’话说到这份儿上，孙子还不掏钱，那就变脸，直接用眼神鄙视他，您住五星级酒店，大浴缸里泡澡，就算洗脱了皮儿，也是便宜货。开着破车赶紧滚蛋吧您哪。”

我被王牛郎一长串靠脏话堆积起来的经验说晕了，价值观像坐过山车一样上上下下。

“师傅，你现在一个月小费能拿多少啊？”我问出了我最想问的问题。

王牛郎一脸高深莫测，“不提不提，师傅我志不在此，挣多少小费都是白饶的。”

我很喜欢王牛郎，他说的话，我都当真了，也开始这么干，小费果然比从前拿得多了一些。不过有时候我直视着客人，用眼神传达“我要钱”的时候，客人脸上会闪现过一丝尴尬，掏钱时特别不情愿，仿佛这五块钱是他这辈子最心疼的一项支出。

又一个夜班，我和王牛郎站在大风里，我跟他说，感觉自己最近确实像在要饭，有点儿没尊严。

“你得这么想，谁他妈又不是要饭的呢？”王牛郎扯着嗓子说。

“你觉得你跟客人要饭。客人住店钱哪儿来，不也是卖命要饭要来的？前厅经理管咱们，他也是跟大堂总管要饭的。总管跟董事长要饭，董事长牛逼吗？美国总部一来考察，丫鞍前马后急得跟猴儿似的，就差人家上厕所，他帮着舔*了。他不是要饭的？你放眼全中国，谁，不是要饭的？都他妈是要饭的。人活一辈子，就是吃今天的食儿，要明天的饭。”

王牛郎说的话确实很有道理。

但在那个零下5摄氏度的夜里，王牛郎说完这番话以后，我觉得更冷了。我那时候想，为什么我觉得人活一辈子，除了要饭，还应该要点儿别的什么呢？

转眼到了春节。

酒店里一到春节，专门来吃饭的客人就多了起来。因为过节，大家比较放松，所以这段时间里，醉酒的客人特别多。深夜零点一过，一群群醉鬼勾肩搭背地从大堂里穿过，呼天抢地地冲到大街上。这种时候，挣小费也容易得多，上去帮他们开个门，或者帮他们叫辆车，有的客人就把我当兄弟了。

有一天，一个喝多的客人，司机开车来接他，我只是把他扶进车里，提醒他别磕到头，这位客人就拽着我衣领子不松手，从兜里拿出一个红包，抽出一张100的，塞我手里，“一拜高堂！”又抽一张，“二拜天地！”又抽一张，“永结同心！”他把钱紧紧塞我手里，迷迷瞪瞪地瞪着我：“叫大哥。”

“大哥。”我一点儿都没犹豫。

大哥亲了我脸一口，毫无理由，毫无防备，“亲弟弟，亲的。爱你。明天见。”

三百块钱认来的哥哥就这么走了。

后来我再没有见过他。

初五那天的后半夜，大批醉酒的客人离开后，我和王牛郎发现酒店不远处，有一个落单的醉酒客人。

我俩算了算客人离我们的距离，按酒店规定，酒店正门五十米范围内，有客人出现什么问题，我们都要上前询问，但五十米范围外，客人就算是当街撒钱，我们都不能脱岗冲上去捡。

那天的客人，站在离我们五十米外的一棵树下，抱着树吐。我和王牛郎远远观望着。

客人吐完，站起身，开始解裤腰带，解开后，手里拎着裤腰带，对着树小便。完事儿，客人抖了抖，然后开始摸摸索索地紧紧抱住了树，过了一会儿，客人晃悠着离开了。

客人在视线里消失后，王牛郎咧着嘴笑了。他回头看看大堂，确定前台值班经理不在，然后转头说：“跟我来。”

我俩小跑到客人尿尿的树下，都笑了。

那哥们儿把裤带系在树上了。

我俩看着树上的裤带，一通傻乐。脚下那人留下的一泡尿，缓缓地冒着热气。

王牛郎把裤带解下来，放手上看看，“登喜路。”

王牛郎把皮带递给我，“你留着用吧，也有个名牌儿了。”

我推让回去，“师傅，你发现的。”

王牛郎一脸大气的表情，“我不用这个，我有好的呢。”

王牛郎解开大衣，把棉袄往上一撩，露出一条皮带。皮带中央有亮闪闪的logo。

“看见没有，万宝龙，贵族品牌。登喜路那是乡镇企业家用的。”

重新站回酒店门口后，王牛郎向我讲了这条贵族皮带的来历。去年夏天，那时候我还没来，一个香港老太太出了酒店门，问王牛郎附近哪儿有药店。她嗓子很不舒服，想去买点儿药。王牛郎立刻劝老太太回大厅歇着，他一路小跑，顶着北京夏天正午的大太阳，跑了一站地，给老太太买回了川贝枇杷膏。后来老太太临走的时候，在酒店一层的礼品店，买了这条皮带，送给了王牛郎，还留给王牛郎一个电话号，让他去香港的时候去找她。

“那是哥们儿我离成功最近的一次。”王牛郎说。

王牛郎向我讲述了他的偶像，中国门童界的一个传奇人物，姓李。据说是真人真事儿。李传奇年轻的时候，在北京饭店做门童，职位虽低，但目光高远。李传奇对每一个入住的单身大龄女客人都非常关注，小细节上嘘寒问暖，大方向上直奔主题。最后，一个来自美国的富有老太太看上了他，把他带到了美国。老太太过世之后，留给了李传奇大笔的遗产。那笔钱多到李传奇花都花不完，只好拿出来做慈善了。

王牛郎眉飞色舞地向我讲述着李传奇的发家事迹，口水直往我脸上喷。

“那你当时送完川贝枇杷膏，怎么不接着送点儿别的？”我好奇地问他。

“当时我有点儿浮躁了。还是年轻，天眼还没开。我琢磨着这老太太是老，但又没那么老，你说我跟着她走了，就算是为爱闯天涯吧，万一处上十年二十年，姐们儿始终不挂，这日子我怎么过？牙碜不牙碜啊？这么一想，就了。要不然，现在已经以港胞身份回来，满世界地给多动症儿童捐钱呢。”

“后悔吗？师傅。”

“你摸摸我静脉，这里面流的都是恨呀！”

工作的第三年，王牛郎依然坚守在门童的岗位上，并没有遇到愿意带他为爱闯天涯的富有女性。而且，因为他常常替这些女客人跑腿，每年一次的升职评测里，按资历应该是他升职，但因为他的多次无故脱岗，上面把我升成了领班。虽然看起来我比他职位高了鼻屎那么大一点儿，但在我心里，他始终是我师傅。

也是这一年，我从员工宿舍里搬出来了。

同宿舍平时和我处得不错的两个哥们儿，都有了女朋友，希望搬出去住，找个房子合租。他俩在西坝河找了套房子，看完房回来，说那房还有一间在出租，一个月500，劝我也去看看。

去看了房我才知道为什么一个月500。那房一室一厅。我俩哥们儿一人住卧室，一人住客厅。劝我租的，是阳台，一个月500。阳台是一个飘窗，单人床架在飘窗上，床旁边就是木板搭的墙。想在这个空间里灵活移动，得练就一身芭蕾舞演员的功夫。

但这阳台我还是租了。因为看房那天，是个大晴天。穿过木板隔起来的过道，打开临时搭建的简易门，就看见整个阳台阳光灿烂。在地下室住久了，想到能晒着阳光睡一觉，我激动得腿都有点儿软。这房在二楼，飘窗下，正对着小区里的花园广场，树被风吹得哗啦哗啦响着，广场上，有遛小孩儿的妈妈三三两两聚在一块儿，聊着天。小孩儿们的笑声不远不近地传来，撞在玻璃上，轻轻脆脆的。

正式搬过去的那天，我刚好值完夜班。穿过小区里正准备上学上班的人群，爬上二楼，打开门。把衣服脱了，我光溜溜地躺到床上。阳光把我冻了一宿的肩膀、膝盖、脚指头，通通透透地晒了一遍，全身都在渐渐回暖。我听着窗外的鸟叫声、风声，全世界跟暂停了似的那么安静。

我迷迷糊糊快睡着的时候，又想起了我妈电话里说的那句话：北京那么大，你能有张床，不得了。

我心里也在想，这张床太舒服了。我再也不想下床了。

和我一起住的两个哥们儿，都是门童，一个是我老乡，丹东人，比我早一年分过来。老乡姓鲍，叫鲍志春。人长得虎头虎脑的。我刚来的时候，他跟我们介绍自己，说“鲍”姓在蒙语里，是成吉思汗的意思，所以他是正经的成吉思汗第六十几代嫡孙，非让我们管他叫王爷。王牛郎那时候就骂他：这么上赶着给别人当孙子，你亲爷爷知道吗？

为了遂鲍志春的愿，我后来就一直管他叫王爷了。他女朋友，是我们常去的烤串店的小服务员，也是东北女孩。女孩的名字，王爷就和我们介绍过一次，当时没记住，后来，王爷就管人家叫媳妇儿了。俩人好上后，我们去烤串店，他媳妇儿总会笑眯眯地多送我们一盆疙瘩汤，人不忙的时候，女孩就往王爷身边一坐，王爷一边咔咔撸串，一边演东北大哥范儿，从《隋唐演义》一路喷到双色球下期走势分析。他媳妇儿也不说话，就笑眯眯坐着，一幅花好月圆的景象。

另外一个山东哥们儿，姓陈，叫陈精典。不知道他爸妈给他取名的时候怎么想的。山东哥们儿确实也努力想把自己往经典了活，他是我们所有人里，学历最高，认字儿最多的。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中专、大专学历，只有他，是本科学历。陈精典中学的时候成绩挺好，按说最次也能考个北京的二本。但高考的时候，发挥有点儿失常，只上了当地一所三本院校。毕业以后，精典来北京找工作，揣着不太值钱的文凭，四处碰壁。有的小公司愿意找他，但一个月2000，还不包吃住。后来精典决定先放下知识分子的尊严，来当个门童，曲线救国，抓紧一切时间复习考研。

我刚来的时候，陈精典跟神经病一样，每天惨白着一张脸，嘴里念念叨叨，眼神呆滞，跟客人问好，连人家是先生小姐都分不清楚。王牛郎那时候很照顾他，觉得他和自己一样，都是心怀大梦想的人，所以能帮他干的，都帮他干了，让他专心复习。

第一年考研，哥们儿差13分。第二年，突飞猛进，差了200多分。

陈精典颓了好长时间，从白着脸的学霸，变成了红着脸的愤怒青年。每天开始骂骂咧咧，把全社会都日了一遍。我们那时候很怕和陈精典一起值班，听完他八个小时的控诉，感觉自己都想揭竿起义了。

暴躁的陈精典，最后被一个伟大的女性拯救了——我们酒店的客房保洁小妹。和小妹谈起恋爱以后，陈精典变成了陈精虫，每天脸上都是笑，平和中带着猥琐。在他愤怒的时期，每天值完班，我们都商量去哪儿吃点儿喝点儿，招呼他，他都不去，垮着脸说自己上班的时候是条看门狗，下了班就连狗都不是了。但谈恋爱以后，一到下班，他就一脸贱笑：“抱小妹去咯。”

我们搬出来住不久，王爷的媳妇就和他分了手。据说跟另外一个常来吃烤串的东北大哥好上了。那大哥是真的东北大哥，在洗浴城是有会员卡的。

所以这套60平方米的合租房里，住了一对小情侣和两个单身汉。王爷住客厅，每天下了班回来，就闷头惆怅，咣咣喝酒，看着月亮想他的剥蒜小妹。精典和女友住卧室。卧室因为隔出了一道墙，所以挡住了阳台上的光，卧室里放张双人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就满满当当了。

精典的客房保洁小妹完美地发挥了自己的职业技能，竭尽所能地把他俩爱的小窝布置得像是过日子的。床单铺得一片水滑，一般妇女是没这个本事的。靠床放着的桌子上，摆了两盆仙人掌。我问小妹，屁大个屋子，还摆这玩意儿干吗啊？

小妹甜甜一笑，“搞搞情趣嘛。”

“那养点别的花啊。”

“这屋没阳光，别的花养不活。仙人掌好，能净化空气。”

和他俩房间一墙之隔的，就是我的阳台。平时我们几个人都在的时候，夜深人静，想也知道俩人在干吗。但精典不愧是个文化人，非常斯文。除了偶尔那木板床会吱吱歪歪地响几声，没别的什么让人着急上火的动静。就因为这个，我对全中国大学本科生的素质教育，简直堪称敬仰。

搬出来住以后，生活上安逸了很多，毕竟能晒着太阳了。但工作上突然变得昏天暗地地痛苦起来。因为酒店里新来了一个前厅经理。

新来的前厅经理姓孙，是个广东人，年纪和我们差不多大。刚来的第一天，我们就看他不顺眼，这哥们儿两只眼睛分得特别开，嘴上留着薄薄一层小胡子，整张脸又扁又平，表情又常常是滑腻腻的。远远望去，就是个成了人形的鲶鱼精。

鲶鱼精当上前厅经理，是2012年的春天。从这一年起，北京开始出现了严重的雾霾，但当时我们并没想到，雾霾天会在之后几年里，变得越来越厉害。对当时的我而言，天气好坏已经感受不到了，有鲶鱼精在身边，天天都是雾霾天。

鲶鱼精来了以后，开始变着法儿地整我们。我们这批门童，已经算是老员工了。刚来的时候，酒店给我们做了培训，事无巨细地教了我们仪表仪容和服务礼仪之类的东西。但工作时间久了，人难免变得有点儿油滑。为了挣钱，我们的服务礼仪突飞猛进，已经到了为十块小费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但服装仪表上，就没有刚来的时候那么当回事儿了。

按酒店的要求，我们每天上岗前，要先像个变态一样自己把自己从头到尾摸一遍。

摸头的时候，要说出来：“发不过眉，后不及领，侧不过耳，清爽好少年。”

然后从脸摸到脖子，边摸边说：“面容整洁，口气清新，衣领端庄，朝气去上岗。”

再把两手放在胸上，一路摸下去，摸到大腿根：“工服笔挺，口袋平整，裤缝笔直，万无一失。”

接下来跺跺脚，伸开胳膊原地转个圈，“准备就绪。”

最后的华彩是，上岗的所有门童大声喊出我们酒店的远景目标口号：“To fill the world with light and warmth with hospitality！让我们给全世界献上阳光和温暖！”

这套杂耍是我们刚入职的时候，前厅经理每天都要检查我们的项目。但当时的前厅经理是个女孩儿，人很好，斯斯文文的。每天，我们这群小伙子都要当着她的面自摸，她先比我们受不了了。没过多久，虽然这套流程还写在每天的责任表上，但女经理已经不要求我们照做了，为我们免除了这项当众丢人的责任。

但鲶鱼精来了以后，重新开始要求我们做这套上岗前检查体操，而且对这流程里的要求，查得格外仔细。他上岗第一天，就因为我裤子有褶皱，王牛郎头发太长，各自扣了我们10分的员工考核分。我们每个月能扣的分是有限的，分儿一扣完，这个月的奖金就没有了。

鲶鱼精明摆着要和我们过不去，我们又明摆着不能和钱过不去，所以每到他当班的日子，我们都对仪容这一项，紧张极了。

门童的工服不能有褶皱，在之前的女经理眼里，我们只要不像刚被拧过的酸菜一样，皱皱巴巴地来就行。但在鲶鱼精这儿，工服上有腋毛那么细的褶子，都不成。我租的小阳台，没有衣柜，地上也摆不开衣服，为了不被扣分，我只好每天睡觉前，把衣服脱了，然后掀开床垫，把工服平铺在床板上。每天起床后，再掀开床垫，像抱媳妇儿一样小心翼翼地把我的工服抱出来。工服被床垫和我压得平平整整的，就是穿上以后，全身都是老木头味儿。

因为鲶鱼精的存在，我越来越讨厌上班。以前没有他的时候，我们这些门童，虽然知道自己做着酒店里很底层的工作，在这座城市里也属于可有可无的家伙。但那时，大家还能苦中作乐，上班时一起发发牢*，说说笑话，偶尔遇到懂人事儿的客人，还会让我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其实也挺体面的。

而鲶鱼精来了以后，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打压我们。每天让我们在大门口做上岗检查，让我们大声喊出口号，路过的人会笑话我们，这无所谓。让我觉得难受的，是他冷漠里带着一点嘲笑的目光。

鲶鱼精从来没和我们骂过脏话，他会用一种最斯文的方式表达他对我们的鄙视，把你的自尊心像分尸一样，迅速卸得七零八落。

工作时间变得很难熬，所以每天下班后，我都会火急火燎地回家来找我的床，上了床就轻易不再下来了。这张架在飘窗上的单人床，不知不觉间，成了我在北京三年，唯一确定是属于我的东西，是能保护我的地方。

每天工作中，被客人无视或是为难，只要下了班，躺在床上，我就好了，心里平静下来，感觉每天上班的时间，都是替身去演了场戏，躺在床上的，才是真正的我自己。

床的一边紧贴着飘窗，有阳光的时候，我就躺在飘窗上晒太阳，心里总会想起小时候家里的炕。在冬天，家里的土炕也是暖融融的，人躺在上面，筋骨被烤得很舒展。墙上有个小窗子，隔壁邻居家养的大黄猫，老跳到窗台上，隔着窗户瞪我。有时候我妈在炉子上烤花卷儿，满屋子都是焦香。

有时候我睡着了，迷迷糊糊间，想着明天得和我妈要钱，学校春游去三营子山，我要买零食，这次别拿一兜子大瓜子糊弄我了。看在隔壁大黄猫老来瞪我的分儿上，我顺便给它买根火腿肠。想着想着一睁眼，自己却躺在北京的一个阳台飘窗上，窗外没有大黄，只有小区的住户，在遛看起来很贵的狗。窗子里的我，离最后一次小学春游，已经隔了二十几年；离不舍得给我买零食的爹妈，隔了天南海北那么远。

我攒钱买了一台二手电脑放在床上，电脑配置非常低，但可以上上网，看看盗版碟。从那时起，我就几乎不下床了。我在床上睡觉，吃饭，看碟，上网，甚至连小便都想在床上对着瓶子解决。遇到公休日，我能一天都不从床上爬起来，就像被连根种在了床上一样，以扭曲的姿势上网，用吃完饭的碗拿来弹烟灰。累了就转头看窗外，看窗外的小花园里的人、狗、婴儿车里的小孩，四周永远那么安静，没有客人会盯着我说：我这个行李箱很贵，你要轻拿轻放啊。

有一天，陈精典站在我门口，沉默地打量着像海参一样平摊在床上的我。

陈精典要和小妹一起出去吃饭，问我要不要一起。

“我不想下床，你们帮我带点儿回来。”

“带个屁，我们是去吃火锅。”

“那你们吃剩的帮我涮一涮带回来，不就是麻辣烫嘛。我不嫌弃。”

陈精典叹口气，盯着我看，我正试着用筷子夹起掉在地上的鼠标。“你现在不光宅，还瘫了。你这是宅瘫啊！宅瘫男！”

我对陈精典给我贴的标签，感觉非常欣喜。当时刚流行起宅男的说法，而我却已经是宅瘫男了，比一般宅男要高级。

成为宅瘫男以后，我差不多胖了十斤，上班的时候就傻站着，回了家就痴躺着，永远保持着静止的状态。休息日在床上吃完三顿饭，脂肪成群结队地在我肚子上集结起来。

长时间盯着电脑，我的近视又增加了200度，散光变得更严重了。身体也没有从前好了，偶尔帮客人跑着去取车，一路呼哧带喘的。

但我还是很开心自己成了宅瘫男，因为我找到了最平和面对这个世界的方式。我自己总结出了成为宅瘫男的必备条件：

1.身体上的酸软无力。

2.精神上的高位截瘫。

3.心灵上的植物人状态。

简单说，就是放弃成为一个人的最基本欲望，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像我一样的宅瘫男。

过了不久，我的宅瘫生活进入了一个更完美的领域。就像无数不肯面对真实世界，缩在家里足不出户的猥琐青年一样，我，也有了专属于我的女神，我的意淫对象。

那天，我像平常一样，躺在床上，看着窗外发呆。那天的天特别蓝，蓝得一刺就破。树上长出了嫩嫩的小叶子。春天刚来，花园外的街道上，已经有女孩穿起了裙子，大风一刮，露出她们的大腿，大腿上套着炭黑色或屎黄色的*。穿裙子的女孩陆陆续续地经过，露出的大腿看得我应接不暇。

在这一片视觉的盛宴中，我先看到了我女神的大腿。那是一双穿肉色*的大腿，站在路边。那腿长得真好看，笔挺纤直，腿形完美得让人心生尊敬。我顺着大腿往上看，看到了藏蓝色的短裙，那裙子的长度也很微妙，既完美地凸显了曲线，又不会让人心生杂念。再往上看，是暗红色的制服，领口上漂亮地系着丝巾，看起来像是空姐的装扮。我再往上看，整个人都愣住了。

女神长着一张挑不出错的脸。

我很不会夸女生的长相，但这不代表我没有审美。正相反，作为门童，我们每天都在嘴贱地点评酒店里擦身而过的女客人。我自己虽功力尚浅，但我师傅王牛郎在这方面造诣颇深。就算是来我们这儿入住的女明星，在老百姓眼里是整都整不出来的完美长相，王牛郎也能挑出错来，非说人家鼻孔有点儿外翻，注定一生漏财。

所以在我眼里，挑不出错的长相，简直就是可遇不可求。而此刻，在我窗外的街道上，就戳着这么一个姑娘。

我痴痴地看着女神，女神迎风纹丝不动地站着，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眼睛里闪着寒光。整条街因为她站在这儿，街不是街了，是庙。她站着的地方是大雄宝殿，她就是发着光的观音姐姐。

女神站了一会儿，一辆班车停在她身边，把她接走了。

从那天起，我开始每天靠在窗户上，追踪起了女神的行踪。碰到过女神离开，也碰到过女神归来。每次回来时，她都在同一个位置下车，然后拎着箱子，走进我们对面的那个小区。

与我们一街之隔的那个小区，是一个高档小区，和我住的这个老居民楼，完全是两个极端。没有发现女神之前，我常常看着对面小区的高楼发呆，心里替那个小区的住户不值，因为我们望向窗外，看到的是他们那栋楼的大理石墙体、亮闪闪的落地玻璃和玻璃里依稀能看到的贵气。长时间看下去，感觉自己也“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了。但他们看向我们这栋楼，却只能看见脏得看不出颜色的外墙，有的阳台甚至都没装玻璃，晾着的红内裤、花袜子，一览无余。

我和女神所住的小区，以楼下的小花园和街道为界限，清清楚楚地隔成了两个世界，就像当年冷战时的“东德”和“西德”。唯一不同的是，我们东德小区的人不想逃过去，而西德小区的人，也根本不想救我们。

所以，虽然对女神痴痴念念，但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冲破柏林墙，站到她面前。甚至，就算在路上遇到她，我可能会激动得尿失禁，但我会湿着裤子默默经过她，连“你好”都耻于说出口。

虽然看起来我就是个名副其实的偷窥狂，但我终于有了自己的终极爱好。

我花了大部分精力去守候女神，甚至买了一个高倍望远镜，放在床上，不过大部分时间里，我看到的只是对面街上卖杭州小笼包的男老板，每天一有空，就像揉面一样揉搓自己的肚腩。

工作的时间里，我变得越来越麻木了。客人或是前厅经理再怎么侮辱我，我都可以无动于衷。每天上班的时候，我度秒如年地熬着，只想赶快下班，冲回我那个安静的阳台上，躺好，拿起望远镜，拉开窗帘，追踪我女神的动向，就像天文爱好者追踪暗夜里的小行星一样。

这个阶段，我感觉人生已经达成了大圆满，就算没钱，没未来，没尊严，但我活得雍容，大度，无公害。

可是。

2012年3月14日，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

我完美的宅瘫族生活，突然屋倒房塌，毁于一旦。